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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：
赵充国曾论述边防策略说：“在湟中储备三百万斛粮食，那么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。”李广武为成安君谋划时说：“只要截断敌军的粮草辎重，十天不到，两位敌将的首级便可呈上。”这说明用兵制胜，粮草是首要条件；而运输军粮供给军队，以通畅为利。若要确保粮草充足、军饷不断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屯田。然而屯田实际上难以推行：国家筹划此事已有多年，却始终未见显著成效，原因在于被驱使去耕种的不是合适的人，负责此事的官吏也不是称职之人，因此尚未见到十分百的利益，危害却已成千上万。名义上是屯田，实际上却是耗费巨大、招致民怨之举。
为何这样说？市井中的无赖小人，懒惰而不愿劳作，迫于饥寒才投身军旅，只为衣食温饱，苟且偷安。一旦战事紧急，披甲执戈迎敌箭石，他们心中尚且坦然认为：“过去我无所事事却还能受官府供养，如今国家有难，自然该我拼死效力。”况且若能取胜，还可能累积功勋、升迁官职，所以甘心承受而不推辞。如今突然要他们从事屯田，那就等于太平时仍不免耕作之苦，战乱时又须承担攻守之险。他们必定会抱怨：“我若能耕田自食，难道不能向富户租地谋生，何必轻易陷身军中遭受黥面刑罚？上级让我冒生命危险，难道不能用粮帛来养我，反而加重我的辛劳？”这种不平之气无处发泄，他们在田间就会强占百姓土地、抢掠酒肉，肆意妄为；在军阵中则愤懑呼喊、扼腕叹息、怒视长官，无法再加以使用。甚至会说：“我自己耕种自己吃饭，官府还要我做什么？”这实在是因为他们未曾看到屯田带来的长远利益。
如今的做法粗疏草率，白白浪费粮食和种子，只见其害，不见其利，绝非良策。依我之见：过去的士兵懒惰而不尽力，过去的官吏敷衍塞责应付差事。不如将归正的军人百姓编入保伍制度，选拔其中非事务性官员出身者担任基层长官，专责管理屯田事务。这些人从金人统治区被征召而来，原本就熟悉农耕之事，而且同乡共井，情感相通，上令下从，不易生乱。
官府应统计闲置田地的亩数与归正军民的人数，本地居民原有的田产不再变动，以免引起惊扰。对归正之家每户分配百亩土地，分为两类：作为士兵者，全部田地归其所有；作为平民者，仅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，作为灾荒时赈济之用。房屋、农具、种子等制度一律沿袭旧例，允许他们种植桑麻、饲养鸡猪，以备节日祭祀、婚丧嫁娶之需。如此一来，他们自然会忘却流离之苦，安心定居生活。
平时这些基层长官就是劝农之官，战时则成为领兵之将，允许将政绩计入升迁考核，长期任职，使其专心致力于教化劝导。委派地方守臣与监司核查其工作成效，奏报朝廷予以升职，不限于需有推荐人。如此，谁不会争相努力以求功名呢？
况且如今归正军民散居江淮一带，当地百姓往往视其为异类。不幸的是，主将也因他们是“归正”之人，唯恐惹祸上身，向上级解释脱责，更加不予体恤。偶尔有人心怀不平，口出怨言，立刻就被严刑拘捕。那些低级军职人员依靠俸禄过活，胥吏克扣压榨，何时能按时领取？唉！这实在令人同情，绝非朝廷安抚招引中原忠义之士应有的做法。
我听说：“趁其困顿之际施以恩惠，所费不过四五分，而恩德却超过九十分。”这正是屯田之策，不仅有利于国家，更是归正军民之福。
反对者一定会说：“归正之人常怀异心，聚在一起恐怕再生变故。”这种看法大错特错。自从和亲之后，沿江的归正军民因官吏缺乏抚慰关怀，相约北归者不计其数，当时边防官吏也都听之任之，无人阻止。这难道只是归正军人的过错吗？如今留下来的已经逐渐安定，若再推行屯田安置他们，使人人都有恒产，国家也不必过度征敛，他们又何必冒着被敌虏横加勒索的风险叛逃而去呢？
如果又有人说：“怕他们会突然作乱。”要知道，人只有在穷困潦倒、无法生存时才会铤而走险。若生活富足安稳，又怎会如此？饥饿的人容易满足，必然不会再犯上作乱。即使真有其事，把他们疏远安置于长江之外，岂不比聚集于内地更少惊扰吗？
天下之事，若只考虑可能的危害而不敢追求利益，就不能说是明智了。
如今所谓“御前诸军”，待遇优厚，仰赖甚多，因而骄纵。骄纵则不能再加以役使，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。至于州郡的士兵则不同，他们并非天子亲军，可以劳役而不致怨恨；而且大多来自失去农桑生计的贫民，习惯田野劳作，不以为苦。
往年曾挑选强壮勇猛者组成一支军队，我认为可将这类士兵按归正军民数量加倍调拨，使他们的田地相连、屋舍相望，共同在两淮地区耕作。他们身份卑微，必不敢傲慢对待归正军民而引发怨恨；而归正军民视之，亦如江南普通士兵，也会有所顾忌而不敢放肆。这样既有能力遏制归正军民的变乱，又有实力保障屯田之利，还有比这更好的计策吗？
古时商朝遗民屡次作乱，周公没有诛杀他们，而是迁至洛邑，并说：“商朝的臣子沉溺于酒，不必杀戮，姑且教育他们。”后来康王命毕公时又说：“若不能善待善良之人，则百姓无所劝勉。”起初是迁移顽民加以教化，最终选择贤良者加以任用。圣人治理天下，从未彻底断绝一类人，正是如此。
如今将归正军民聚集于两淮地区，实行屯田安置，考核其劳绩，以官禄爵位加以激励，对内节省冗员开支，对外减轻转运粮饷的负担，从而消除桀骜不驯的隐患，这正是周人对待商民的方法，秦国使人民为自己作战的策略，也是古代井田制与兵农合一制度的遗风。
何况这些人本都是我大宋旧日子民，并不像商民在周那样怀有异心。只要妥善运用此法，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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